美以联军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一个多月，虽然当前进入暂时休战谈判，但是4月12日最新消息是双方尚未达成共识，谈判暂时中断。作为世界贸易体系中最重要的运输通道之一的霍尔木兹海峡在接天炮火之下进入事实上的关闭状态。

这不仅导致相关航线中断、保费激增，而且沿着国际供应链将地区紧张局势传导至更大范围。霍尔木兹危机从地缘政治学者的假想变成了事实。对今后世界能源体系的安全稳定而言，尤其是对高度依赖波斯湾油气供应的消费国而言，这几乎构成国家能源安全战略中一个难以规避的“阿喀琉斯之踵”。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大的方向而言，不外乎三途。一是去霍尔木兹海峡，减轻对霍尔木兹航线的依赖。二是去波斯湾，以其他地区的油气资源替代波斯湾出口油气。三是去油气化，总体上削减对油气资源的依赖，代之以其他清洁能源。

无论是哪一个“去”，都将从底层逻辑上重塑未来世界能源的基本供需格局。然而其发展图景如何？需予以深入分析。

去霍尔木兹海峡？

短期内不可替代

波斯湾地区（亦称“海湾地区”）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分别占全球总储量的60%和40%。霍尔木兹海峡是波斯湾通往外部的唯一航道，全球海运石油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全球LNG运输量的五分之一需经此进入阿拉伯海，运往世界各地。霍尔木兹危机发生后，相关替代路线的讨论迅速升温，总体有两大类方案。

第一类是即时可用的临近替代方案，主要包括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阿联酋Habshan-Fujairah管道，以及被紧急启用的伊拉克至土耳其的Kirkuk-Ceyhan管道。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是目前全球最重要的绕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基础设施，建于两伊战争时期，全长约1200公里，连接沙特东部省油田与红海港口延布（Yanbu）。管道设计最大容量为700万桶/日，往年平均峰值水平大约500万桶/日，今年3月已接近满负荷运转。需要注意的是，这其中大约有200万桶/日主要用于供给沙特国内的西海岸炼油厂，而且延布港实际装卸能力只有大约300万桶/日。这决定着该管线真正用于出口的运量远低于设计容量。

阿联酋Habshan-Fujairah管道全长约380公里，从阿布扎比哈布山油田往东北方向，穿越沙漠和山地，直达阿曼湾富查伊拉港，完全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管道设计最大容量为180万桶/日。危机前，该管线平均运量大约为110万桶/日，危机发生以来，已经抬升到大约160万桶/日。富查伊拉港年平均装卸原油120万桶/日，目前已经骤增至190万桶/日。

伊拉克至土耳其的Kirkuk-Ceyhan管道从伊拉克北部的基尔库克油田连接至土耳其的地中海港口杰伊汉，全长大约960公里，历史最大运量达到160万桶/日。杰伊汉港口原油出口能力大约为100万桶/日。此前该管线曾因库尔德地区的政治冲突而停运数十年。今年3月中旬紧急重启，当前可用容量约为20-25万桶/日，仅为伊拉克去年日均原油出口量的6%。

以上三条管线加起来，最大运量约为480万桶/日，不足霍尔木兹海峡出口量的四分之一。除此之外，科威特、卡塔尔、巴林目前没有任何可选的绕行方案。事实上，沙特和阿联酋的替代管道，目前看连解决它们本国的原油出口问题都显得紧张，遑论对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出口运量的替代贡献。

第二类是直接绕开海运，以陆路运输作为替代，联通东西，大致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南线重叠。但在可预见的时段内，受三个基本因素制约，这一方案同样难以实现对霍尔木兹-印度洋-马六甲-东亚-东北亚海上航运的理想替代。

一是运力和成本完全不在同一量级水平上。一艘超大型油轮单次可运载超过200万桶原油，相当于数百节铁路罐车的运量。国际海运的费用通常只有铁路运费的十分之一甚至更低。在超长距离的国际大宗货物运输中，铁路基本上无法与海道竞争。假定现有陆上丝绸之路南线运输满负荷运营，与之并行的陆上管线叠加铁路运输，总运量也难以达到霍尔木兹海峡正常运量的五分之一。

二是沿途政治和安全风险存在高度不确定性。穿越西亚-中亚走廊的陆上运输通道涉及多个主权国家的过境权谈判，而吉尔吉斯斯坦、南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阿富汗周边地区历来冲突不断，“三股势力”猖獗。在海运畅通时尚且难以得到总体可靠的安全保障，而面对霍尔木兹危机，相关政治集团或“三股势力”难免兴风作浪。一旦铁路通道的任何一个关键节点遭遇重大政治变故或恐怖主义袭击，整条路线就可能陷入中断困境。就此而言，如果说霍尔木兹航线面临的是咽喉被“卡住”的风险，陆上替代方案难以规避的则是分散且更加难以确定的全链路安全威胁。管理难度事实上并不比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更低。

三是陆上运输无法解决液化天然气（LNG）的替代运输问题。LNG的运输需要满足两项核心条件：低至-162℃的“超低温”、常压或低压的压力环境。运输时须采用专用设备。本世纪第一个十年LNG专用运输船的建成，才使得LNG的全球贸易成为现实。美、中等少数国家虽然已经制造出能够用于陆上运输的LNG罐式集装箱，但成本居高不小，且无法确保运输过程中的绝对安全，尚无法得到大规模应用。这意味着霍尔木兹封锁对全球LNG贸易约20%份额的冲击，在陆路替代方案的讨论框架内基本无解。如果霍尔木兹危机长期化，这一缺口就只能依赖其他地区LNG产能的扩张进行弥补，而按照国际LNG行业建设的最快周期计算，这也需要5年之久。

可见，在当前物理现实约束下，不存在任何可能有效替代霍尔木兹航线的理想方案。如果霍尔木兹危机常态化，恐怕全球将不得不被动接受中短期内波斯湾油气供给至少减少一半的后果。

去波斯湾？

中短期内不大可能被大规模替代

那么有无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出现新的巨大供应区，平替掉波斯湾出口的油气？毕竟，如果波斯湾的出口油气有望通过其他地区的增产得以填补，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卡点”也就自然变得不那么重要。这涉及目前其他新兴油气产区的增产潜力与结构性上限。鉴于人工智能等技术正在大规模重塑全球能源产业尤其是油气上游行业，其发展前景实际上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仅就现有技术条件而言，值得分析的新兴供给地区主要有如下几个。

一是由巴西、圭亚那、阿根廷构成的南美三角，或成为新的重要补充。巴西深水盐下层油田保持稳定产出，原油产量约350万桶/日，其中大约一半用于出口。圭亚那由埃克森美孚领导的财团在斯塔布鲁克区块勘探发现了超过110亿桶油当量的轻质、低硫资源，自开发以来产量稳步提升，2025年底已经达到90万桶/日，今年随着新项目投产，预计将突破100万桶/日，基本全部用于出口。阿根廷得益于巴卡穆埃尔托（Vaca Muerta）页岩区的开发，迅速成为南美重要的原油出口国，2025年原油产量达到90万桶/日，且增产潜能巨大。但受出口基础设施短板制约，短期内出口有限。

南美三国在地理上完全远离中东冲突区域、政治上相对中立、且当前油气项目已进入增产周期，对于稳定未来全球总供给具有战略意义。但也应看到，三国石油增量主要是轻质低硫油，与中东尤其是伊朗的重油在炼化工艺等方面完全不同，无法直接填补石油化工行业对中东重油的需求缺口。

二是委内瑞拉，增产潜能巨大，但入市节奏缓慢。委内瑞拉的探明石油储量约占全球五分之一，峰值产能曾高达300万桶/日。自从美国对其实施全面经济制裁后，委内瑞拉在国际能源市场中的地位一落千丈，甚至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今年1月马杜罗被美国抓捕审判后，特朗普宣布接管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并有条件地放宽其原油出口限制。目前委内瑞拉原油产量基本维持在90万桶/日。后期随着石油行业私有化改革和投资增加，预计产能将得到大幅提升。但委内瑞拉的石油基础设施已经严重老化，如要恢复至200万桶/日的产能，预计需要数十亿美元投资和至少3到5年的工程周期。短期内难以对全球能源总供给有更大贡献。

三是北非地区，资源储量丰富，但实际产能受多种因素冲击萎缩严重，可预见时间内很难实现恢复较大产能。北非地区的已探明油气储量虽然无法与中东相比，但总体上依然比较可观，在能源地缘政治讨论中经常被视为对中东油气供应的重要替代选项。然而，自从“阿拉伯之春”骚乱以来，北非多个国家经历了大规模内战，稳定的社会秩序不复存在，拖累其油气产能大幅萎缩。2021-2024年间，北非天然气出口总量下降了近三成，埃及从天然气净出口国变成了净进口国；利比亚大量油田设施荒废，出口稳定性极低。阿尔及利亚是唯一一个具有大规模产能扩张潜力的国家，近些年加紧投资建设新的天然气管道和LNG设施，但预计新的上游勘探开发项目在2030年之前难有实质性增长。总体而言，北非当前的实际表现与“替代供应地”的期许之间，存在显著落差。

四是环里海地区，受限于出口通道，增量有限。以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为代表的环里海地区，拥有非常可观的油气储量，但其出口通道已经基本锁定，很难对全球市场的供应份额发挥更大作用。向西出口主要依赖里海石油管线（Caspian Pipeline Consortium），经黑海、土耳其海峡进入欧洲，途中还会受到《蒙特勒公约》对大型油轮通行的限制，运量有限。向东的增量产能已通过长期合同基本被中国锁定。今年3月，土库曼斯坦与中国石油签署Galkynysh气田第四期开发协议，新增处理能力100亿立方米/年，几乎全部供应中国市场。这意味着里海地区的油气增量，在现有合同框架下，不大可能自由交易至油气缺口最大的欧洲和日韩市场。因此，环里海地区实际上已经是一个被饱和利用的油气资源池，无法向全球提供更多的可供调配资源。

五是北美地区，尤其是美国，有望持续成为全球油气资源最重要的供应国地位。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原油产量已经达到1360万桶/日，但出口量下降至400万桶/日，主要原因是美国将更多的原油转向了供应国内炼油厂，以及填充国内库存，增加战略石油储备。战争爆发后，国际能源情报机构Kpler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原油出口激增，从3月份的390万桶/日跃升近33%至4月份的520万桶/日（预期）的水平。但除非美国压降用于国内生产、消费和储备的空间，中短期内继续扩大原油出口的空间已经比较有限。

天然气方面，美国现已是全球最大的LNG生产国和出口国，占全球LNG总出口的两成以上。俄乌战争爆发后，美国与欧洲签署LNG长期稳定供应协议，目前出口LNG的接近7成流向欧洲，成为欧洲市场上俄罗斯天然气的主要替代部分。EIA认为，到2027年其LNG出口有望实现20%的增长。但考虑到卡塔尔LNG出口量仅次于美国，而伊朗近年来在国际天然气领域的出口量持续增加，即便美国出口LNG大幅增加，短期内也不可能实现对波斯湾出口天然气的大规模替代。

总计以上几个新兴油气供应区，其在中短期内的增量供应规模，不会达到目前波斯湾出口油气资源的三分之一。这意味着在可预见的时段内，波斯湾油气资源对全球能源市场而言依然无法替代。

去油气化？

直面无法被替代的刚需

以需求侧清洁低碳转型取代对油气资源的依赖，是各国应对国际油气供应危机的最常见的方案。其典型案例，远者，有上世纪70年代国际石油危机发生后，日本、美国、欧洲等加快研发太阳能、氢能等替代能源。近者，则是2022年俄乌冲突后，欧洲加快推行清洁能源战略，大力发展风电、光伏、氢能项目，降低对俄罗斯化石能源的依赖。

但实际上，全球对油气资源的依赖，不仅没有大规模降低，反而肉眼可见地提升了。这无疑构成了危机后能源清洁转型的一大悖论。如何理解这一悖论？根本上涉及对油气资源的替代上限和油气需求的底线评估。世界知名的加拿大能源学者Smil已通过详实的数据对此进行了科学的解释。可以肯定，本次危机之后，世界能源体系的转型重塑，也将表现出同样的特征。

一是危机将倒逼高度依赖油气进口的国家持续推进以油气替代为核心的能源转型。特别是对欧洲和日韩等国而言，加速发展风光、氢能等新能源，恢复发展核能，将再度上升到关乎国家能源主权和能源安全的战略高度。新能源面临又一轮快速发展的契机。

首先，各国将加速部署风光、储能、绿氢等产业，尽可能削减对中东尤其是波斯湾油气资源的依赖。其次，与提升电气化水平相关的产业，特别是数据中心、算力中心、电动交通、工业用能电气替代等领域将得到前所未有的政策优先级，而这些领域的发展，又与第一条的新能源发展紧密相关，形成系统性联动。再次，危机引发的油气安全溢价，将使业已具备成本竞争力的光伏发电和陆上风电的经济优势更加显著，吸引更多的私人资本加速流入。

二是高油价将通过市场机制不可避免地刺激对波斯湾以外地区的油气资源投资。可再生能源并不能完全替代现代社会对传统化石能源的需求。实际上，油气资源是现代社会有序运行所必不可少的基本生产原料，塑料、合成纤维、润滑剂、化肥、特种化学品等对油气资源的依赖，在可预见时段内几乎不可能被替代。IEA报告认为，石化行业正在取代交通运输，成为石油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因；预计2030年将贡献全球原油需求增长的四分之一甚至更高。

即便是交通领域，电气化的替代也存在结构性上限。例如，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光伏和风电装机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超过50%。但油气需求并未出现绝对量的下降。交通领域的电气化主要发生在乘用车领域，而航空、船运等对能量密度和能源-经济效益有极高要求的运输领域，以及石化、重工业、农业等领域的油气需求仍在增长。这一现象同样发生于印度、越南、印尼等其他处于快速工业化与城镇化阶段的经济体。无可替代的刚需，将成为吸引更多投资流向油气领域的根本动力。

三是地缘政治因素将在客观上进一步强化各国对油气的战略需求。本次危机中IEA协调成员国释放逾4亿桶战略储备，创历史纪录，而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跌至仅够维持约64天进口需求的低位。储备的快速消耗揭示了补充的紧迫性：国际能源危机越深，各国对持有油气战略储备的需求就越强，这形成了一个对长期油气采购需求的正向强化循环。更重要的是，地缘政治危机越严重，各国扩军备战的危机感和紧迫性就越强。而至少在可预见的时段内，军事装备和后勤供应对油气燃料的需求，以及与战备紧密相关的重工业对油气原材料的需求，还不存在被大规模替代的技术可能性。

因此，未来十至十五年的时期内，全球能源投资的一个基本事实，可能主要表现为油气投资和新能源投资均大幅增长。其中，新能源投资依然旺盛，但消纳压力和维持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压力将更加突出，投资回报面临更加复杂的不确定性。油气存量和增量投资在全球能源总投资中至少保持与新能源平分秋色的地位。但油气行业内部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天然气上游项目和LNG液化设施或将成为回报最具确定性的能源资产。根本原因在于全球能源系统脱碳压力、天然气发电在保持电力系统稳定性方面的显著优势、以及欧洲和亚洲对大幅进口LNG作为工业原材料的强烈需求。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对美伊战后世界能源体系重塑的真实图景进行一个大致的概括：

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均不可能被完全替代，未来全球能源贸易格局仍建立在战前格局的基础上，但油气供给侧的多元化将持续加速。

可再生能源投资依旧存在结构性机会，但收益不确定性或将超出预期。油气投资在相当长时间中仍将维持较大规模，并向天然气、LNG和高端石油化工领域集中。

就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全球清洁低碳发展而言，这一图景或许比较令人沮丧。但面对更加复杂难料的地缘政治经济局势，或许保持这种清醒的认识反而更加有利于获得真正的战略主动。